致力振兴乡村的农民之子
——林炉生：14年只做公益一件事
2016年年尾，《中国青年》记者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大楼里见到林炉生，这是他毕业十年后重回学校读硕士，学习公益管理。他身材瘦弱，十二月的寒冬里只穿一件薄薄的黑色西装，脚上的鞋还是一个朋友送给他的。在衣服的领口边，你很难不注意到他别着一枚鲜红的北大校徽。
在光华管理学院西装革履的人群中，林炉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如果不是最近一则新闻的报道，少有人知道眼前的这个80后年轻人已经做了14年公益。
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们这个时代，名人富人做公益不是稀罕事。但一个福建农村的贫穷大学生，从大学开始就投入公益事业，毕业后拿着微薄的收入，面对家人以及同学朋友的不解甚至嘲笑，又坚持了整整10年，这多少让人有些好奇。
林炉生的大学班主任刘战老师告诉记者，他和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并付诸行动。”
2016年12月22日，北大学子林炉生回老家农村创建公益书院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他的公益团队成员有些担心阅读量，“这不是一个娱乐性话题，可能马上就成为过眼云烟了，关心公益的群体没有关注明星那么多嘛。”
然而得到的回应令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些惊讶，“排在阅读量的前几名。”当团队成员雀跃之时，此刻的林炉生正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席地打坐，每天早晚的禅修是他的必修课，没有什么事能影响到他。
身材瘦小、双眼有神、表情严肃的林炉生，将甘地打坐禅修的一张画像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从2008年第一次读《甘地自传》开始，他就将甘地视为偶像，他把甘地的电影和自传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从中寻找人生的价值。
林炉生对《中国青年》记者说，十多年来几次想要放弃，但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再次牵引回来。记者问他那是一种什么力量？他想了一会儿又摇了摇头，“说不上来。大概那是我的梦想，将公益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它能让我快乐。”
14年，只做一件事
大学刚毕业时，林炉生本有过令父母骄傲的工作，是 北京师范大学后勤物业中心职工，担任行政文书工作。作为农村走出去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父亲盼望他当官，那是光耀门楣的事情。
“父亲到现在还是希望我当官，他会问我，炉生，你现在的职务是当官吗？”林炉生憨憨地笑着。
他说自己志不在此。事实上，当初工作不到一年，林炉生就辞掉了这份体面的工作，全职进行公益创业。
这个决定在当时不止父母表示反对，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研究院院长沈湘平教授是林炉生在大学期间“农民之子”社团的老师，他也对林炉生的决定充满担忧：“他老家是福建农村的，辞去工作对他来说就是失去了铁饭碗，我们都担心他如何维持生计。”
然而沈湘平又是最早一个站出来往林炉生的公益项目里投钱的人，他说自己当时毫不犹豫地投了一万元。除了沈湘平，和林炉生大学同一个社团的其他六个好友，每人也给他投了一万元。这确实是一笔慷慨的投资，没有人想着投进去的钱能获利。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慷慨地投钱？”记者问。
“他们其实都想做公益，只是都有工作在身。我辞了职全职做公益，他们当然支持”， 林炉生说。
在这些师友们的眼中，1982年出生的林炉生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思维，大学学经济的他没有选择进金融机构或者考公务员，而是始终对公益抱着极大的热情。从2002年至今，14年间，他一直围绕这件事在转。
做公益，初心很重要
拥有善心是林炉生的生活态度。很早开始接触禅修，他将初心看得很重要。“做什么事初心是重要的，做公益也是如此。”
在刚成立“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这个公益组织时，林炉生给自己每月只发1000元的薪水。“我很多时候一个月用150元。”他说起这个数字时，脸上掠过骄傲的神情。
这个数字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林炉生自己并不在意。“我们的工作地在北京乡村，吃住都花不了多少钱，我自己又不爱消费。”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节约，颇为激动地给记者阐述“简单生活”的概念以及比他更节约的人的例子。
在怎么帮助农民这件事情上他曾经也犯愁。想过做农村经济的公益项目——帮着村里人卖板栗，林炉生带着团队成员去各种企业四处推销，跑去河北唐山和山东青岛，但结果无功而返。他也搞过农村旅游公益项目，仍旧以失败告终。
那段时间是林炉生最焦虑的时候。与团队成员一开会就立马变成吵架，先前的老毛病坐骨神经痛也变得更加严重，那是他第一次想到放弃。
就这么放弃吗？林炉生也曾反复考虑。在偌大的北京，找工作于他不是难事。然而他仍旧舍不得放下公益。“那是一种热爱，它带来快乐，就会很难割舍。”
后来，他转而走向自己熟悉的农村教育。“这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林炉生至此方有些恍然大悟。他的决策得到了团队所有成员的支持，一些著名基金会也看好他们的项目，比如香港陈一心教育基金会、香港社区伙伴……这让林炉生再次看到了曙光。
他干劲儿更足了，在北京燕山山脉脚下，林炉生决定将流动儿童教育这一块独立剥离出来，成立“燕山学堂”。
基地是村民的养鸡场地改造而成。团队成员跟着林炉生从盖房子开始，到修厕所修路，自己种地种菜。团队成员尹海霞形容那时候的生活是“出世修行、入世关怀的探索。”
那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物价，网络上铺天盖地炫富的人群林炉生不关注这些，“我们这个圈子里讨论这些的很少”，他又憨笑了起来。不理会外面的变化埋头干，他当时的薪水是2000多元。
这个像世外桃源的学堂建成后，在北京的一些打工者开始将孩子送到“燕山学堂”学习体验。 林炉生崇尚“自然教育”，在燕山学堂有意开设了一些普通学校没有的课程，比如木工课程、《诗经》、《本草纲目》。孩子们在大自然中锻炼动手能力，合作能力；林炉生乐于见到这些于考试之外的改变。
公益创业不仅给林炉生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荣誉。2007年，“农民之子”公益组织获得腾讯社会创新奖，2014年，“燕山学堂”获得英国大使馆社会企业奖。从四五百个公益组织中评出十几个获奖组织，林炉生应该是为之感到骄傲了。但他却说，并不关注这些奖项可以带来的荣誉。
记者有些好奇，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何以对荣誉有这样淡然的态度。林炉生指了指眼前的一棵树说：“初心很重要，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初心是纯净的，比如这棵树，如果我们专注于当下，去细心浇灌它，会不会以及何时开花结果是顺其自然的。操心又有什么用呢？”
返乡做公益的年轻人
2011年，是林炉生在北京全职做公益的第5个年头，月薪3500元，这是他在两个公益组织薪水的总和。
29岁的林炉生，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关口。父母年事已高，失去了赚钱能力，家中的三个哥哥姐姐都在外打工，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每个月给父母一部分钱贴补家用。
“这是第二次想到放弃。”以前林炉生并不过多考虑经济，但眼前的情况，已经容不得他不考虑自己微薄的收入。“其实很多做公益的年轻人和我一样，就是在这个时候想到放弃了。差不多三十一二岁吧，那时候自己要成家，还要给父母养老。”
然而这次大概是命运的不放手了。关键时候，“希望工程”创建人徐永光发起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他对林炉生来说是及时雨。
这个计划的设立就是考虑到林炉生们当时面临的问题。“人才的流失是我国公益行业的极大损失。”徐永光说。
层层考察后，林炉生幸运地成为了这个计划的受益者，得到了每年10万元的资助，他的公益之路又能走下去了。林炉生立即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这个喜讯。父母有些不敢相信，“又在跟我们开玩笑。”林炉生母亲说。
2013年，林炉生萌生了一个新想法：返乡做公益。
林炉生说， 在家乡福建，乡贤素有回馈家乡的传统。他给我罗列了一系列名字：陈嘉庚、曹德旺、林文镜……
其时，福建正荣基金会邀请他担任理事，林炉生突然觉得为什么不返乡做公益呢？既可以照顾父母，又可以继续自己的事业。
然而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很多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因为所谓的“面子”问题，宁愿在大城市街头散发小广告，也不愿回小城镇找工作。离开一线大城市需要下很大的勇气，在年轻人中甚至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小城一个房。”
为了说服自己，林炉生特意画了一张对比图，一一列出北京和福建家乡的优缺点。对比后他发现，农村并不比大城市差。
“你说，房子一定是北京的更好吗，不见得，我们老家的土楼就很好。”林炉生骄傲地对记者说。
土楼，在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林炉生最绵长的记忆。一直到9岁以前，他都住在福建漳州市云晋县内龙村的陶淑楼。
因为缺乏修缮保护资金，陶淑楼正面临破败和坍塌的风险，林炉生决定挽救他的记忆。他回到家乡做的第一个公益项目就是整修陶淑楼。
村民们提出了质疑，谁会义务来修他们的破旧土楼呢？“又不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哪来的钱给别人修屋子？”
采访中，林炉生拿出两张印有陶淑楼的明信片送给记者，那是2016年新年开始给陶淑楼搭脚手架的场景。照片里的陶淑楼面积很大，但破败不堪，村民的怀疑显得合情合理。
林炉生不听这些质疑的声音。他先通过线上众筹募集了10万元，又请来北京和厦门的建筑团队提供设计方案、考察测量。
清华大学的建筑师贾莲娜夫妇从北京义务过去帮忙。贾莲娜说：“陶淑楼很适合生活，有保护的价值，村民们也很有人情，我们都很喜欢这里。”
等到林炉生把钱凑齐、把施工的材料运进村里，村民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村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他们甚至组建了200多人的微信群进行捐款施工。
林炉生将热心村民分成两组，一组管理具体的修缮工作，一组负责儿童教育、环境卫生以及志愿者接待。前一组掌握了“财政大权”，由村里德高望重的7位乡贤及退休教师组成，由他们管理收支、买木梁、请工人。林炉生依旧扮演着那个年轻的服务者角色，他并不介入众筹款的具体使用和人员的安排。“我们需要借着这些事来培养村里人，只有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这个村庄的改变才是可持续的，毕竟，外部的支持难以长久。”
林炉生父母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转变。儿子在村里所做的事情得到了村民的好评，他们现在也以儿子为骄傲。“我们现在对儿子很放心，不管他干什么，我们也不担心，相信他会做好。”
让小环境改变大环境
在林炉生的计划里，整修陶淑楼只是第一步。林炉生观察到家乡很多妇女老人带着孩子打麻将，“在我们老家，一个村子有超过10间麻将馆，赌博抽佣甚至成了维系生计的一种方式。你去农村看一看，你就会知道这些现象的严重性。没有办法，有时候这种大环境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会不自觉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大环境在这儿，让林炉生揪心。他知道很多村民其实热切希望改变村里的教育状况，但又在这大环境下无能为力。
在陶淑楼办书院怎么样？林炉生没有什么预设，但他决定用公益去改变这种落后的大环境。
他有意沾了点朱熹的光，告诉当地的村民，“书院在福建有悠久的传统，朱熹就在这里办过考亭书院授徒讲学。”
2016年暑假，澳门大学的师生成为来这里第一批支教的人。带队老师储彩霞说到这次支教之行，带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没想到这次支教这么成功，孩子们和家长都很开心，大学生们也觉得有收获。”
支教的对象是村里的孩子，村民张娇凤是第一批把孩子送到陶淑楼学习的家长。孩子在参加了十余天的学习活动后，跟志愿者们建立了感情，在志愿者离开的那一天，一直哭。
“当看到这么多人从天南海北跑过来帮助我们，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张娇凤说。她现在已经成为村庄志愿者的核心骨干，经常接待外地来的志愿者。
事情就是这样一点点推动逐步变好的，在林炉生看来，创造一个好的小环境，也能改变大环境。
回到福建农村的林炉生，现在早已没有了当初离开北京时的那份纠结。他成立了自己的公益企业——“美和公益”，得到了福州团市委、福州民政局、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等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事业走上正轨，风生水起。
2016年底，林炉生和妻子王筱昀举行了婚礼。妻子是他通过公益活动认识的福建姑娘，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慈善学博士。他们相互欣赏，“林炉生吸引我的是有理想，并有勇气为理想持续去探索，”王筱昀说。
采访的最后，林炉生告诉记者，“为什么能做十几年公益，首先是适合，自己适合这件事；其次，这个行业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会有很大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