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缩编，消失的“铁饭碗”有哪些？

10月14日，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招录3.96万人，相比去年增长7%，扩招趋势明显。

国考扩招的同时，公务员、事业编制缩编的新闻也时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些县城不仅撤并精简了多个行政部门，还缩减了部分事业单位的编制，有的县编制缩减数量超过了一千个。

怎么减？

县城编制缩减怎么减？整合机构，削减编制数量。

以最典型的山西省为例。

2020年4月，山西省确定了第一批人口小县试点改革。今年年初，两批6个试点县陆续透露机构改革的成果。其中，浮山、河曲、娄烦三县的数据较全。

改革后，这三县的事业单位精简，事业编制数量显著减少。

娄烦县的改革力度加大，事业编制锐减88.6%。浮山、河曲也减少了一半以上的事业编制，事业单位的数量更是减少超过3/4。

除了事业单位，党政机构也推进扁平化的管理方式，整合缩编。

据统计，浮山、河曲、娄烦、石楼四县的党政机构均缩减到22个，平均减少了38%。

以河曲县为例，该县将水利局、扶贫办、农业局统一合并为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简称为农水局；同时，县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能源局以及教育科技局，也被合并为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商务局。

合并机构的同时，浮山和河曲还对科级领导职数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削减。

相类似的，湖南、内蒙古等地的人口小县，也开始缩减编制。

例如今年9月，青海玛多县公布最新的改革成果，宣布完成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任务，改革前的25个党政机构被整合为20个，精简比例达到20%。

为什么缩编

缩编，实际上是形势所迫。

现状之一，小县城往往是人口外流的重地。

以浮山县和河曲县为例。两地的常住人口在近十年来处于下降的趋势，2021年分别为12.4万人（浮山县）、14.3万人（河曲县），相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11.4%和4.7%。

而在这期间，事业编制的数量并没有缩减，换句话说，需要服务的人变少了，但服务人员数量却还在持续增加。

若按照浮山县2011年常住人口与改革前编制人数数量，单个编制人员需要服务的民众数量为72人，但随着人口外流，这一比例下降到1:63。

或许你会说，这一比例也没有变化太多，何必要缩编呢？

因为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用人成本不低。

同样以上述三个试点为例。

根据其2022年的公开数据，三地机关及事业单位工资福利支出占一般公共支出的比例均在25%上下，最高的浮山县，达到31.3%。

也就是说，政府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是用于雇员的。

如果将这个比例放到全球横向比较上，你就会发现它高得惊人。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其他国家政府部门劳动者报酬占财政支出的占比几乎没有高于20%的，美国为9.4%、英国为14.2%，邻国的日本和韩国，也只有5.9%和10.1%，远低于上述三地。

这样高的用人成本，地方政府负担得起吗？

我们来看看浮山县的债务率。

简单来说，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政府的债务压力与偿还能力。

国际上将120%作为衡量地方债务创收能力的警戒线。

浮山县2022年的债务率为63.2%，远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如果细化到收支上，短板就暴露了。

在浮山县，来自上级政府机构的转移支付是综合财力的大头，占总收入的82.2%。如果去掉这一项，浮山县的债务率直线上涨至355.9%，几乎是国际警戒线的三倍。

也就是说，浮山县很难靠自己养活自己。

按照这个逻辑，一旦上级政府债务余额增多，上级下达小县的转移支付减少，小县偿还债务的能力就变得脆弱。而整合机构、缩减编制，无疑是省钱的一条路径。

缩编范围会扩大吗

那么，除了前文提到的几个试点小县，会有更多的城市进行缩编吗？

毕竟，五六线城市基本都面临着人口外流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一线至四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五、六线城市却处于下降趋势。

并且，人口流入越来越集中，流出地越来越多。

对比2010年，2020年存在人口流出的地区增加了301个，占比达到77.9%。

这些地区，供养规模庞大的编制人员可能都将是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债务压力都不低。

财政部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16.3%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名义经济增速的7.8%，导致负债率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累积。

2022年，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受到疫情冲击，加之持续增长的债务余额，多数地方政府债务率均有上升。

但目前除了试点试行外，全国债务较高的几个县域，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缩编的迹象。

本文以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率排名前十的省份为例，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2》选出每个省份户籍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单位，再根据历年公务员职位表，统计了近三年来这些人口大县计划的行政编制数量（包含机关单位、参公单位）。

数据显示，面对债务压力，只有天津蓟州减少了公务员的招收规模，而更多的大县甚至还扩大了招收计划。

2023年，吉林榆树、辽宁海城和海南文昌的行政编制相比两年前都几乎翻了一番。重庆合川则是从10个编制增长到50个编制，增长4倍。

由此可见，行政编制的调整还应考虑更多因素。

近年来，考公考编热度高涨，不少人认为考上公务员、获得编制，就能过上较为稳妥的生活，而随着国考继续扩招的消息放出，参加公务员考试、编制考试竞争或许将更为激烈。

不过，小县城的缩编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地方行政编制的调整与地方人口规模、地方政府债务率等因素息息相关，一旦地方政府需要盘活自身经济时，缩减编制就会成为减轻行政负担的优先途径，编制也就不再是一只“铁饭碗”。尽管目前一些人口大县尚未有缩编迹象，但在考公考编成为潮流的当下，小县城缩编仍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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