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大遗址考古 基本构建了中华文明骨干脉络

　　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陕西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有关情况。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贾强在答记者问时，重点介绍了我省大遗址考古近期取得的重大收获。

　　贾强说，大遗址是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陕西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大遗址共有18处54个点，无论是数量，还是等级，都居全国前列。这些大遗址，也一直是陕西考古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自国家“大遗址考古”实施以来，陕西考古机构聚焦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针对大遗址有计划地开展了持续深入考古工作，协同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课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与收获，基本构建了中华文明的骨干脉络，彰显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可以说，近年来陕西的大遗址考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重要的大遗址考古有石峁遗址、周原遗址、秦栎阳城、汉文帝霸陵、隋唐长安城等。

　　■石峁遗址：发掘了遗址核心区宫殿建筑群和高等级墓葬

　　石峁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距今4300年至3800年、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的史前都邑城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性遗址。近年来，在厘清遗址城垣结构、功能区划的基础上，重点发掘了遗址核心区——皇城台上的气势恢宏石砌宫殿建筑群和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出土了多幅大型的城墙石雕构件、大量精美的玉器，及珍贵的铜器，不断刷新社会各界对早期中国文明发展高度的认知。石峁城址的系列考古发现，反映其社会对等级、权力、技术的强调，标志其文明程度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形态。城址规划与建筑工艺，代表着4000年前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典范，一直被后世传承发展并普遍应用，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誉为“中华圣城”，是中华文明根与魂的直接物化载体。

　　■周原遗址：确认遗址面积30平方公里，首次发现2800平方米先周文化大型建筑

　　周原遗址是距今3000多年、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西周遗址，也是传承西周文化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从1942年石璋如先生的首次调查算起，周原考古迄今已有80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建立了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对多个地点遗存的性质有了较多的了解。特别是该遗址以往还出土了几十批、不同家族的青铜器窖藏，素有“西周青铜器之乡”的美誉。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经过详细的调查与勘探，基本厘清了遗址的布局结构，确认遗址面积总计3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最重要的是，首次发现了总面积在2800平方米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弥补了以往缺乏先周文化高等级遗存的缺憾，为遗址先周时期乃太王迁岐性质的判定提供了重要证据。首次在该遗址发现了一大一小，布局周正、规模宏大的两座西周城址。大城建于西周晚期，面积520万平方米；小城建于商末周初，面积175万平方米。两座城址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结构与聚落变迁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为周原乃西周都邑性质的判定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探讨中国先秦城市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素材。

　　■秦栎阳城：对三号古城核心区、后宫区展开了大面积发掘

　　秦栎阳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是战国中期秦献公二年到孝公十一年的秦都，楚汉相争之际塞王司马欣、汉王刘邦之都，和汉高祖七年前的汉王朝第一座都城。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先后确定三座古城，其中三号古城为文献中为都时期的栎阳所在，二号古城残存面积达9.5平方公里，是与洛阳相仿佛的汉代第二大城市。2019以来对三号古城核心区、后宫区展开较大面积发掘，揭示出不同功能、等级建筑平面形制、位置布局上存巨大差异，确认的三号古城南北轴线，和宫殿中半地下空间、浴室、厕所等建筑细节，对战国中期到西汉初期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都城研究均具重要价值。

　　■汉文帝霸陵：确认了准确位置，搞清了陵区范围和形制布局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一代明君，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文景之治。霸陵的考古开始于本世纪初，经过十多年的田野工作，最终否定了霸陵在西安白鹿原“凤凰嘴”的缪载和误传，确认了霸陵的准确位置，即今天的“江村大墓”。通过探查搞清了霸陵的陵区范围和形制布局，并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弥补了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的，反映了以帝陵为中心的规划思想，体现了国家至上的政治理念。另外，薄太后南陵出土金、银器上装饰图案带有游牧民族的文化风格，为研究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是先秦两汉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之一。

　　■隋唐长安城：发现朱雀大街五桥遗址、东北角夹城、东市遗址及西郊宫人墓地等

　　唐长安城是唐王朝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诸方面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伟、规划布局最为规范的一座都城。唐长安城的规划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古代城市建设。近年来，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的重点是发掘了朱雀大街五桥遗址、安仁坊遗址、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东市遗址以及西郊宫人墓地等，均取得了重要收获。“天街五桥”包含的五门、五桥元素与都城规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刷新对隋唐长安城中轴线的认知。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的发掘廓清了隋唐城郭城东北隅的空间格局，对玄宗开始营建的夹城空间有了新的认识，厘清了夹城修建前后郭城东北角格局的变迁。三民村唐代宫人墓地东侧以兆沟为界，与同期墓葬相隔，兆沟内墓葬排列有序。这批墓葬形制与葬俗一致，排列有序，显然经过严谨规划。结合以往在此地西南发现的唐太宗、高宗及中宗时期的宫人墓志推测，此次发现的墓葬应系唐初宫人墓。该墓地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唐代宫人墓地东兆沟，明确了墓葬排列方式，进一步确定了宫人墓地的分布范围及其埋葬序列。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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