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近年来发现了什么？新发现、新收获、新成就，构建了中华文明主干脉络

　　陕西考古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在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被多次提及。那么近年来陕西考古都发现了什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孙周勇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时介绍，仅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例，近五年持续开展23项主动性及课题性考古项目，开展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2377项，涉及上迄旧石器、下至明清古代遗存数百余处，出土文物10余万件。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学术成果不断丰富。陕西考古的新发现、新收获、新成就，构建了中华文明主干脉络。

　　旧石器考古为实证百万年人类史提供新证据

　　旧石器考古为实证百万年人类史、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新证据。

　　在秦岭南麓新发现旧石器遗址200余处，年代上迄距今150万年前后，下至距今1.5万年前后。其中，南郑疥圪洞为汉中盆地首次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现国内罕见的、距今10万-1.5万年前后基本连续的人类文化遗存。洛南夜塬则是首次在秦岭地区发掘出土早期现代人化石和共存关系清晰的小石器工业系统的石器，完整揭露了洛南盆地第二级阶地110万-10万年的地层堆积，构建起了南洛河流域百万年以来的石器技术演化历史。

　　黄河中游旧石器考古，在渭北石川河两岸的黄土台塬地带新发现旧石器遗址13处，填补了区域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空白，将此地人类活动历史从距今7000年前后上溯至距今60多万年前，极大延伸了人类活动的历史轴线。在朱黄堡遗址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13万-4万年，为探讨渭北石川河流域乃至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演变，古人类行为适应模式等科学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新石器考古丰富了五帝时代和夏文化探索的时空框架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石峁、芦山峁、太平等遗址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丰富了五帝时代和夏文化探索的时空框架。

　　以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为代表的《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确认并提出了“石峁文化”。这是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1800年，一支与中原地区面貌迥然有别、分布于北方地区、时代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峁文化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时代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一个北方地区的典型代表，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改变着学界关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原有认识。

　　芦山峁遗址是龙山时代黄土高原都邑遗址，核心区多座夯土台基上的院落建筑群具备中国最早宫城的雏形，总分布面积约为2平方千米，核心区域为大营盘梁，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其建筑基址为一座大型台基，范围约100×160米，由三座规整院落及大型墓地构成。出土典型陶器、夯土藏玉、最早的瓦，出土玉器与石峁“藏玉于墙”相类。

　　西安太平遗址是客省庄文化的大发现，是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的聚落，面积应在100万平方米左右，是客省庄文化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环壕聚落。完成清理面积700平方米，共清理遗迹190余处，出土遗物600余件(套)。随葬玉礼器的墓葬、龟甲、卜骨、陶铃等遗存，初步显示出太平遗址所代表的史前社会已经出现了以礼制为核心的早期文明特征。

　　商周考古取得新突破 其中在清涧发现晚商方国中心城址

　　陕北清涧寨沟遗址发现晚商方国中心城址和9座“甲”字形大墓，对研究“大邑商”与北方集团交融关系、晚商政治地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宝鸡周原遗址发现先周大型建筑与两重城墙，是周原八十年考古的里程碑式重大进展，为确认古公亶父迁岐之地及西周都邑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旬邑西头遗址则是泾河流域西周时期“诸侯”一级的高等级聚落，大型城邑“五要素”——城墙、带墓道大墓、甲骨文、铸铜遗存、夯土建筑基址兼备。

　　王畿地区西周贵族采邑和公共墓地也有最新发现：富平长春墓地新发现9座甲字形西周大墓，是关中东部渭北台塬地的一处新采邑;宝鸡旭光墓地，是以姬周文化为主体，包含有少量殷移民和姜戎人群的公共墓地。

　　关中东部再现春秋封国。澄城刘家洼揭露出完整的聚落结构，确定为芮国最后的都邑遗址;韩城陶渠发掘9座春秋时期甲字形大墓，出土“京”字铭文，为春秋“京”邑所在地。

　　秦都邑考古稳步推进 咸阳城布局日益清晰 栎阳城发现大型宫殿建筑

　　秦雍城发现大型府库建筑，时代为春秋中期，与马家庄宫殿建筑时代相当或略早;秦公一号墓车马坑的发掘对于秦陵墓制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秦咸阳城遗址布局进一步厘清。秦咸阳城遗址布局日益清晰，确认包含北宫、少府在内的宫殿官署区和平民生产、生活为主的內史核心区。厘清了秦咸阳城宫殿区南部的地层堆积状况，为了解秦咸阳地貌特征、复原城址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秦咸阳城考古工作，也是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建设活跃区背景下探索大遗址考古的重要实践。

　　秦栎阳城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商鞅变法之地得以确认。先后确定三座古城，其中三号古城为战国中期秦都栎阳，乃商鞅变法之地。揭示出不同功能、等级建筑平面形制、位置布局上存巨大差异。确认的三号古城南北轴线，和宫殿中半地下空间、浴室、厕所等建筑细节，对战国中期到西汉初期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都城研究均具重要价值。

　　秦兵马俑一号坑二号坑再发掘 又有许多新发现新认识

　　一号坑第三次发掘面积440平方米，发掘陶俑220余件，陶马12匹，车迹2乘以及大量的兵器、建筑遗迹等。二号坑发掘180平方米，主要是东北部20世纪70年代试掘方的再次发掘和资料整理。对俑坑建筑结构、陶俑等级、军阵排列、车属遗迹、武器装备、弩兵方阵、陶俑制法、“物勒工名”制度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

　　在秦陵与秦墓考古方面，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明确了规模、形制和结构，推进了对秦始皇帝陵的朝向问题、陵园礼制建筑的规模、等级、布局等方面的认识;秦陵外城以西发现9座墓葬，应是秦始皇帝陵一处高等级贵族陪葬墓区;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金丝焊珠金饰制作技术，对于探索“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及传播具有实证意义。

　　汉文帝霸陵纠正文献记载 西汉十一陵名位问题彻底解决

　　西汉帝陵考古，汉文帝霸陵纠正文献记载，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隋唐长安城空间格局更为清晰

　　朱雀大街五桥遗址、长安城东北角及夹城、第九横街等考古发现，刷新了对长安城中轴线的认知，廓清了隋唐城郭城东北隅的空间格局，对认识隋唐长安城整体布局和规划提供了新的资料。

　　麟游再现离宫高台建筑

　　隋仁寿唐九成宫4号殿是一座由隋创建、沿用至唐代的高台式殿堂。4号殿可能是唐高宗时的咸亨殿，其保存之完好是九成宫乃至隋唐两京殿堂考古所仅见，对研究隋唐宫殿建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长城考古凸显精神标识

　　明代长城首次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揭露了一座保存完好、结构清晰、内涵丰富的明代边境营堡——清平堡，实证了明清时期蒙汉之间的多民族融合与长城两侧的文化交流。

　　以汉唐长安城为中心 建成4个“考古片区”

　　在基本建设考古方面，陕西积极探索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两利”工作模式。针对西安大都市圈建设，以汉唐长安城为中心，建成南、北、东、西4个“考古片区”，整合考古力量，优化资源配置，辐射带动区域考古工作与研究。

　　■城南片区史前、商周遗迹密集分布

　　羊元遗址为客省庄文化环壕聚落遗址，对于深化认知客省庄文化面貌及聚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郑家滩、东甘河遗址是关中商代遗址的最新发现，也是二里岗文化的最西边地。

　　鱼包头、兆元路遗址则是丰镐周边殷遗民墓地，丰富了丰镐地区西周考古资料，对研究都城周边人群结构和殷遗民管理提供最新资料。

　　发现秦汉杜县的手工业作坊与墓地。杜城遗址先后发现两处官营性质的铸铁与制陶作坊，应是秦汉杜县手工业区。周边发掘354座秦汉墓葬，结合出土“杜市”等戳印陶文以及与杜县位置关系，推断其为杜县附近的大型平民墓地。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不论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

　　■城东片区发现汉城外的古桥和墓地

　　三殿古桥共发现桥桩874根，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可能是帝陵营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文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汉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水沟墓地位于白鹿原北端，地势较高，各时期墓葬分布密集，形制多样，规格差异明显，出土器物丰富。墓地与文帝霸陵同处于白鹿原之上，可能为霸陵陪葬墓。

　　■城北片区“一座洪渎原、半部隋唐史”

　　洪渎原是汉唐长安城周边等级最高的墓地，机场三期考古发现的十六国、北周、隋、唐高等级墓葬，时代明确且无缺环，出土物丰富，是研究中古时代墓葬制度的极佳标本。

　　洪渎原十六国大墓，出土乐俑数量多、组合完整，不仅完整再现当时乐舞场面，同时也可体现墓主身份尊贵。

　　北周开国之君孝闵帝宇文觉“静陵”重见天日，这是继武帝孝陵之后确认的第二座北周帝陵，为寻找北周其余三座帝陵分布位置提供了重要指示信息。

　　北城村墓葬排列整齐、规划有序，既反映了家族内部紧密的血缘联系，也反映了汉唐之间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城西片区隋唐时期考古遗存丰富多样,再现大唐雄风

　　隋唐长安城周边墓葬发现众多，尤其是近年发现的西郊贺家、三民墓地，墓主以唐长安城内宫人和胡人为主，丰富了唐长安城周边墓葬类型和分布形态。

　　孙周勇介绍，此外陕西考古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援藏考古与国外考古扩大国际影响，彰显陕西实力;不断提升考古科技含量，文物保护及时介入发掘现场，科技考古助力学科发展，增强历史信度，活化历史场景;考古规划水平不断提高，学科能力建设显著增强，不断取得学术成绩，服务社会成效显著。

　　10月24日下午，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钱继奎在做大会闭幕词时说，新时代十年来，三秦大地重要发现接连不断，先后14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举世瞩目的石峁遗址更是入选“2011—2020年世界考古十大发现”。随着地下文物的蓦然出土和考古学者的深入研究，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价值意义，以新时代的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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