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神驹”邓仲牺尊和新石器“陶人面像” 直击中国考古博物馆“C”位的陕西文物

邓仲牺尊

□文/图 卜丁

近日，坐落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许多闻名中外但难得一见的高等级文物汇聚一堂。展览最大的亮点，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这些文物都出自田野考古发现。

其中，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邓仲牺尊”和“陶人面像”以精湛的铸造工艺和特殊造型，位于该馆“C”位，吸引了诸多关注的目光——

一件牺尊身上附了4只动物

西周邓仲牺尊：“牺尊中的4.0升级版”

中国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分为“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5个专题，集中展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让观众鉴古知今，述往思来。

来自陕西的这件“铜牺尊”便陈列于“宅兹中国”展区。

红陶胎的船形网纹壶

牺尊是一种盛酒器，出现于商，沿用至周，牺尊的造型多数生动逼真，细节常精致华美，堪称是青铜器中之瑰宝。“牺尊”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呢?据《诗经译注》雅颂部分记载，牺尊最早见于《诗经·鲁颂·闷宫》“白牡骍刚，牺尊将将。”“牺”是古代祭祀用的一种毛发统一而纯色的牲畜，牲在古代意为牛，可以理解为毛发纯色之牛。“尊” 作为古代盛酒的容器，与牺有关的铜器牺尊则是一种被制成鸟兽形的酒器。从其头部可观，有耳无角，似牛非犀，以此物打造为尊类的酒器统称为“牺尊”。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里，讲解员口中的“镇馆之宝”，便是1984年出土于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家族墓地的这件西周中期的青铜铸器，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邓仲牺尊整件器物造型奇幻，装饰精美，多层雕塑，制作工艺复杂，反映了西周时期先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西周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原器通高38.8厘米，通长41.4厘米。体似马驹，却又头生双角，腹有双翼，大概应是古人所言的“天马神驹”。同时驹颈上立一虎，驹尾上有一条龙，驹前胸有一兽，似龙又似虎，驹尊盖上立有凤鸟。盖周缘饰双身龙纹，两腹饰回顾式虎耳龙纹，胸饰龙、虎纹，左右臀饰回顾式花冠龙纹，通体再填以细雷纹，繁缛精细，富丽堂皇。在该馆一同展出的牺尊中，唯独这件牺尊身上附了4只动物，被媒体称为“牺尊中的4.0升级版”。只见它背部的盖纽上，站立着一只凤鸟。项背上附着一只卷尾虎，作行走状。胸前和臀部则各有一只回首卷尾龙。盖内底部和器体腹内各有两行六字铭文“邓仲作宝尊彝”。因此，这件牺尊也被称为邓仲牺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种动物合一的怪兽造型?随着新的考古遗迹和文物不断被发现，我们逐渐可以还原当时古人是如何生活的。古代中国物质生活十分丰富，古人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巧妙运用在生活日用品上。这就出现了商周之际，以动物为造型的国宝青铜器非常多，除了常见的牛、羊之外，还有马驹等等，这些可爱的动物是中国古代人民生活中长期陪伴他们的伙伴，并且在长期以来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常见的动物外，古人也会塑造很多奇怪的动物形象。邓仲牺尊就是其中一件以奇怪动物为原型的国宝青铜器，充分彰显了古代人们的奇特想象。

彩陶陶塑人头像

同时，邓仲牺尊的出土，也揭开了先秦时期小国生存的秘密。

“邓仲”是谁?资料显示，“邓仲”是邓国名“仲”的贵族。邓国是周王朝在汉水流域分封的诸侯国，位于今天河南邓州一带。考古发现，出土邓仲牺尊的井叔家族墓区，是西安丰镐遗址内清理发掘的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西周贵族墓群。在西周时期，西周高等级贵族间的联姻是巩固家族地位和扩大家族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几千年前，邓仲牺尊大概就是这样随着送嫁的队伍从邓国来到国都丰镐，并成为远嫁之女思念父母、思念家乡的念想之物，生死不离永在身边。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镂刻有“邓”字铭文的青铜器大概有二十余件，这些器物的时间跨度从商朝末年延续至春秋时期，这与记载中邓国自夏代建国至春秋时期被楚国灭亡的历史基本吻合。除了在井叔墓葬中的这件邓仲牺尊之外，我们还在楚国、应国等多个国家的墓葬中发现过带有“邓”字的铭文，这说明邓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通婚交往十分频繁，这大概就是邓国的声名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的秘密。

由此，专家研究认为，“邓仲牺尊”很可能是早先嫁于井叔家族的邓国女子的媵器。邓仲牺尊是井叔夫人从邓国带来的嫁妆，反映了西周社会的基本组织——血缘组织的广泛存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法制、世卿世禄制和异姓联姻等一系列政治制度，从而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意义。

陶人面像：史前时期的鲜明“照片”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像雕塑作品

除了这件邓仲牺尊，还有一件来自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陶人面像也受到观众关注。

这件陶人面像1958年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出土，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细泥红陶，高7.3㎝、宽9㎝、厚1㎝。它的面部较宽，宽于头长，脸部饱满，鼻梁高挺，下巴微圆，头发用绳纹表示，眉毛和胡须用黑彩表示，眼睛和嘴巴呈长条形的镂空状，双耳扁平，并各有一穿孔。这件陶塑人头像，出土时已残，经复原可看出胡须的存在，表明这是一个男性半浮雕像，造型逼真，对复原当时先民们的面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像雕塑作品，也是先民留给我们最可靠的一张鲜明“照片”。

宝鸡北首岭中期的先民，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男性在生产、生活各项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陶塑人头像反映出对男性的崇拜。说明此时的北首岭已经出现男性当权者，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这个陶塑人头像可能是北首岭聚落头人的头像。学者认为，陶塑人头像很小，且双耳穿有小孔，显然不是挂在墙上，或者摆放在祭坛上让人顶礼膜拜，它应该是北首岭氏族重要人物随身佩戴的饰品。

同时，在北首岭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塑人半身像，细泥红陶，头及左臂已断缺，仅存上身，横剖面略呈长方形，残长6.7厘米、宽4.4厘米、厚2.3厘米。北首岭遗址中出土的陶塑人头像和陶塑人半身像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雕塑绘画作品，对考古学家和学者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仰韶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著名的史前文化遗址

走近陕西境内的彩陶时代——北首岭遗址

出土新石器时代陶人面像的北首岭遗址，是一座怎样的遗址?

据悉，北首岭遗址是我国著名的史前文化遗址，位于宝鸡市金台区金陵河西岸的台地上。这里原本是一片农田，大概因为这里处于村北的高处，因此被称为“北首岭”。北首岭遗址发现有早期新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遗存，距今约7200-5600年，是早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一处文化遗址。

鸟衔鱼纹壶

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彩陶非常精美，有十分突出的考古价值。比如网纹船形壶、鸟衔鱼纹壶和陶塑人面像等都是著名的史前文化艺术珍品。

宝鸡作为炎帝故里，是原始部落聚居之地。在距今约五千至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迹遍布全市，北首岭是最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集中展示了新石器时期先民农桑、祭祀、田猎、制陶、丧葬等生活风貌。每一处遗存、每一件器物，都是早期新石器仰韶文化的标本。北首岭遗址像一束史前文明的光辉，向人们展示着七千多年前先祖繁衍生息的足迹，朴素而明亮。巨型的土陶人脸塑像，眉浓面宽、鼻梁挺直，神秘而慈祥。据说它们是我国已知时代最早的人像雕塑作品。泥土中窖藏千年的陶器、石器、骨器，都带着一种奇幻之光。一只彩陶就是一束火光，一座住址遗存就是一句谶语。

红陶胎的船形网纹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壶长24.8厘米，高15.6厘米，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这件菱状陶壶看上去像一艘小船，被认为是远古人按照当时使用的独木舟样子制成，因此被称为船形壶。船身椭圆，绘有黑色网纹;造型精美、颜色鲜亮，简单的线条交错成自然的神韵，专家鉴定为“酒器”。网纹，足见原始人有撒网捕鱼的能力。船形网纹壶作为新石器时期唯一的陶器代表，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后又荣登《中国博物馆》封面，出现在历史、美术教材上。别致的造型和精美网纹，令人惊叹，也告诉世人：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能行船水上，以网捕鱼了。像一只漂过七千年时光的梦之船，船形网纹壶盛放着先民采野果、打野兽的原始群居生活，也斟满了酒，寄予着梦。

国宝级文物鸟衔鱼纹蒜形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壶整体呈橙黄色，壶口蒜头形，经过千年时光洗涤，瓶体斑驳，曾经鲜艳的橘红色犹存淡淡印痕。鸟衔鱼纹壶壶腹部绘有鱼鸟争斗的图案。鱼在前，鸟在后，鸟喙衔住了鱼尾，首尾相逐恰好环绕壶身一周。虽然只有简单的寥寥数笔，却非常传神。画面中故意夸张了鱼的形象，二者似乎势均力敌，鱼的个头与鸟相差不多，但还是被鸟制住。水鸟大睁的眼睛、大鱼扭动的躯体等设计突显了两者进攻与反攻时的力度，将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表现得生动形象，成为艺术创作的典范。先民艺术家精微的观察力和艺术觉悟，令人感慨赞叹。

双鱼纹陶盆，细泥红陶质地，盆上有上下相连的双鱼构成六组黑彩鱼纹。鱼头呈三角形，小圆圈代表鱼眼，短线则表示鱼鳍和鱼尾。鱼身一半实彩，代表鱼鳞，实彩突出了动感与生命力。鱼头向右，鳍尾齐备，仿佛追逐嬉戏。墨线勾勒，栩栩灵动。成双成对的六组鱼儿，莫不是先民在诉说图腾崇拜抑或寄予自己的美好向往。此外，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皿上还可见有一些刻画符号。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汉字的起源，并且已经明显表示出了数量和对称的概念，反映出北首岭先民拥有一定程度的审美意识，补充了我国关于汉字的文献记载，为汉字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通过这两件精彩的文物展品，我们仿若沿着先民踏过的足迹，聆听历史的潮汐，就能触摸到文明的根须。这些原始部落的故事，仿佛一段家族往事。花开花落几千年，史前文明、仰韶文化离我们太远。远古的每一粒种子，都已遁形于时空隧道，被泥土密码封存。然而，远古文明的基因却一脉相承、一往情深，并在不断唤醒着人们的时空记忆，在艺术文化的奔腾长河里重新给人们启迪和思考，并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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